17 九 08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探索、信仰和智慧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有时候要想一想学术探索、信仰和智慧的关系。

现代社会科学中最经典的研究是探索，就是通过研究发现真实，特别是发现被隐瞒、遗忘、淹灭了的真实。几乎每一个社会科学学科都有人孜孜不倦地探索真实，如 经济学家想知道某个统计数据的真伪，或某上市公司业绩的可信度，政治学家想知道某次政变的真实背景，历史学家想知道某个历史事件的真象，图书馆学家也想知 道用户为什么越来越不愿意来图书馆。探索真实，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

另一种看似属于研究的东西是信仰。由于价值观不同，对于同一个事实，人们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对不同认识的执着构成信仰。尽管信仰与真理无关与价值有关，但信仰能鼓励人去做某事，有信仰的人能够最大努力地去实践某种社会理论，使某些不大容易做成的事可以有人去做，如GC主义。将理论变成信仰的好处，是理论实践成则推动社会进步，败了也可知该理论不行。竹帛斋主讲“用户 ”定理，讲到后来讲成了信仰。妙极！

社会科学中还有一种与信仰和探索无关的“研究”，可称为智慧。智慧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可意会而难于言传。1990年代中国政府遇到香港问题：中国政府要收回香港，英国政府不肯将香港交给“共产党”，港人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死结，被老邓想出一个“一国两制”给解决。香港回归那天，董特首直称老邓“大智慧 ”。当然是大智慧，虽然是“一国”，但要不是那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国人想去港走走，一点不比去新马泰方便。学术研究中的“小智慧”，是想出些别人没想想出过的东东来写篇文章然后被人永远遗忘，“大智慧”则是想出个有用没用的东东来大家叫好，甚至可以推动社会，如30年前想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朋友。

在学术争鸣中，如果争鸣的对象属于真相，那么问题很好解决：谁的证据更硬谁胜。西方图书馆学家就依靠这种研究与舆论抗争：有人说民众不喜欢图书馆，他们通过调查证明去图书馆的人比看球的人多；有人说图书馆没用，他们通过调查证明图书馆降低社区犯罪率；有人说图书馆效率低下，他们通过调查证明图书馆对于经济的推动远大于社会对于图书馆的投入。还有些真相属于未来，在未来没有来到之前，大家可以打打口水仗，但一旦有些数据，再争论就没意义了。例如兰开斯特的“ 无纸社会论”也算精彩，但一旦人们证明了随着计算机使用量增加，纸张消耗也增加，兰氏理论就完了。

有关信仰的问题，争论的过程是最激烈也是最没有结果的。这种争议的目的是争取“信众”，所以要神圣化自己的立场，夸大理论的效益，抺黑对手。因此有关信仰 的争论是最不“学术”的。图书馆学中由信仰引出的争议不少，1970年代开始的“收费对免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项，Marc应不应该安乐死也是一项。

杭州2.0会议上，竹帛与Keven辩论“Marc安乐死”，因为竹帛对此问题没有自己的“信仰”，于是辩论就由信仰之争转变成了智慧之争。大专辩论赛也是这样的智慧之争：抽签决定立场，辩论无关信仰。这种辩论比较好玩，也可以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斗下去，胜负取决于专家投票，以及自我感觉。

应该说，我们看到的图书馆学中的学术争鸣，绝大多数属于智慧之争。最初某人看到一篇文章不爽，这种不爽或者由于对方探索不够，或者由于他与文章价值观不同，于是写文章商榷。但由于探索的问题一下就讨论清楚了，价值的问题永远讨论不清楚，于是争论很快进入智慧领域。双方互相盯住对方的破绽，从用语到措辞到逻辑到论点，越辩越好玩。如果双方都抱有一种好玩的心态，那么辩论能够继续斗智慧。遗憾的是，很多人到后来都以为自己是在捍卫真理，于是肝火日盛，语言刻薄，都忘了这是表现学术智慧这么一回子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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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九 08 解释政策与制定政策：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形态

读研时方向为社科情报，需要对社会科学进行些了解。对社会科学的分类方法有很多，但我印象最深的只有联合国社会科学专家小组于1979年发表了研究报告《社会科学在制定政策中的作用》。这份报告将社会科学按功能分为“解释政策研究”和“制定政策研究”，这种分类改变了我对社会科学的认识。
将近20年以后，在为《图书情报工作》写的一篇内容分析的论文中，我有机会描述了一下我对这两种研究的看法：

1．解释政策研究

解释政策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政策是由决策者或决策集团制定的，其基本功能为宏观控制与协调。要实现政策的控制与协调功能，除了政策自身因素外，还与政策的执行者是否理解政策有关。如果政策执行者不理解政策，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执行政策，政策的功能也就难于顺利实现。社会科学家的使命之一是解释政策，他们从理论的角度对政策进行阐述，使政策思想和政策措施能够为政策执行者充分理解，从而使政策发挥应有的作用。

解释政策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其形式决不是对领导人讲话或上级文件作学习体会式的解释。解释政策研究应该对制定政策的社会背景和客观依据、执行政策中可能出现的现象和问题、执行政策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作客观的研究，并以易于理解的语言告诉政策执行者。

2．制定政策研究

决策科学化是当代决策活动的主潮流和重要特征。所谓决策科学化，是指决策活动建立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并以政策研究成果为决策的基础。决策科学化直接导致社会科学研究大量转向制定政策研究，即为政策制定提供政策思想、决策依据和可操作的决策方案的研究工作。……当代社会科学致力于制定社会政策和行业、部门政策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是否能够参与政策研究并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已成为检验社会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重要指标。

这种分类的前提是须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分开。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可直接用于政策制定，如社会学用于社会政策制定，教育学用于教育政策制定，图书情报学用于图书情报政策制定，而人文科学不直接用于政策制定，某些人用“哲学”、“伦理”治国，你说他们是拍脑袋治国也可，与科学治国无关。

尽管上文中讲了些“解释政策研究”的好话，我本人也参与甚至组织过解释政策，但我是比较不喜欢“解释研究”的。这主要是我所见到的政策大多水平不高甚至可恶，对于这些政策，文人们一味吹捧，理性些说就是解释政策研究，这种“研究”太容易，文笔好脸皮厚即可。但“制定政策研究”则不但需要独立的思想判断，而且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看到的西方“社会研究方法”，大多就是用于制定政策研究的方法。制定政策研究应该是社会科学的主流，而制定宏观政策的研究，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最高境界。

图书馆学中，“如何修订《中图法》”是制定政策研究，“如何使用《中图法》”中解释政策研究。这样看来，与其它社会科学相比，我们的制定政策研究并不少。近年来，李国新、程焕文们参与国家与地方的图书馆立法研究，更是进入了宏观的制定政策研究，达到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此外在图书馆学中，还有相当比例的与纯社会科学无关的技术研究。就是说图书馆学是一个比较注重参与制定政策研究的学科。不过总体上看，我总觉得我们学科中解释政策的研究还是多了些，上面一个政策，底下呼啦解释一片，还硬要说成是学术，是潮流。对于社会科学的主流方式，他们不知是不清楚还是全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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