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时逢思想解放》,选择了1979-1981年间的十篇文章。
许多人读本节文献时有一种异样感觉,觉得这批文章四平八稳,内容曾似相识。其实,我们不是因他们是大家而选他们的文章。恰恰是因为他们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写出了出色的文章,而一举成为了理论大家。他们文章的内容,在1980年代中的一批教科书中被照录,然后被无数图书馆学学生背诵。现在这批教科书已经过时了,如果缺少些理论史的感觉,读这些文章的就会觉得泛味。
周文骏先生的文章,是我们较为得意的发现。柯平先生就本文集提意见时,提及周后来的《概论图书馆学》影响更大。征求周先生本人意见时,周起初也有同样的看法。但我谈了自己对”概论”与本文的渊源后,周有些兴奋地接受了我的意见。辛希孟的文章令我有些吃惊,我为没有更早读到辛文感到遗憾。分类编目都是当时的大头,各选了两篇。杜克的图书馆网文和谭祥金的国图文是后来进了教科书的文章。如果说可以适当精减,应该在分类编目中各去掉一篇,但我很难舍取。
如果不是让人了解百年理论进程,而是选”百年图书馆学最经典的XX篇文献”,则这一批文章除周文骏、辛希孟文,及分类编目各一篇文外,其余都可不选。
六.时逢思想解放(1979-1981)
1976年”文革”结束后,图书馆学研究没有立即进入”科学的春天”,而是在进行理论恢复的各种准备:北大、武大图书馆学系恢复高考招生了,一大批学校创建了新的图书馆学系;专业学会和专业刊物逐一恢复或新建,理论研究的阵地正式形成。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思想解放”方针的鼓舞下,中国图书馆学家积压数十年的理论热情终于爆发出来。
以197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为起点,图书馆学进入了空前的理论繁荣。这一阶段时间不长,但所选文章较多。大量文章入选的理由,是被错误的时代耽搁了的整整一代人,于这一时期同时亮出了他们潜心研究多少年的成果。理论家们肃清了”左”的意识形态强加在图书馆学理论中的东西,恢复理论研究的本来面貌,使图书馆学回到了正常的状态。在这一理论进程中,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分类和图书编目三个传统热门领域风生水起,是当时最吸引人的研究领域。
基础理论领域,周文骏对图书馆工作规律的探讨引出了图书馆情报传递职能的新观点,这一观点后来深化为周文骏的”文献交流理论”。周文骏的文章表明理论家们正在试图挣脱传统图书馆学的束缚,迈向新的理论天地。杜克关于图书馆网的研究、谭祥金关于国家图书馆的研究,也是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图书分类是当时的一大热点,刘国钧的长篇述评《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无疑是这一时期最具前沿性的优秀成果,可惜篇幅的限制无法更多选用其作品。白国应的《图书馆分类学》是当时最为系统的理论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罕有的本专业1950年代”海归”人物关懿娴向我们介绍西方分类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罕有的本专业”文革”前研究生侯汉清则将分类法的研究引向了与信息检索相关的技术领域。
图书编目方面,理论家们注意并认同了西方文献著录标准化的理论与实践,并以此为依据探索我国的编目标准化问题。文献著录标准化是图书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之一,黄俊贵、阎立中等人对编目标准化的认识与呼吁,可称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1979年
32 图书馆工作的传递作用、体系和发展 周文骏
本文用现代情报学的思想重新认识图书馆工作,提出了图书馆情报传递职能的新观点。这一观点经后来《概论图书馆学》和《文献交流引论》的发展,形成 “文献交流论”的思想。因此,可将本文视作1980年代各种”交流说”的源头,它表明了当时的理论家开始走出经验图书馆学的框架,正以一种开放性的新思维重新解读图书馆学。
原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79年第1期
33 我国图书馆网建设初探 杜克
在图书馆领域,杜克先生是出色的管理者,同时又是一名优秀的理论家。本文探讨我国图书馆网的建设问题,视野开阔,文笔大气。文章第一次提出了要建设图书馆事业网和计算机检索网两个网络,并很有远见地提出了两个网络的协调建设问题。这些论述,很快被后来各种教科书所采用。
原载《图书馆学通讯》1979年第1期
34 国家图书馆在图书馆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谭祥金
这是一篇系统研究国家图书馆的地位与作用的论文,它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学家真正开始关注国家图书馆在图书馆事业中的位置。文中提出的国家图书馆的五大职能:图书馆资源和互借中心、国家书目中心、图书馆现代化网络化枢纽、图书馆学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中心,几乎成为日后教科书论述国家图书馆职能的标准模板。
原载《北图通讯》1979年第2期
35 关于中文图书著录标准化问题 黄俊贵
中文图书著录标准的建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图书馆学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由《文献著录总则》所确立的著录体例奠定了图书馆计算机应用与文献资源共享的基础。本文所讨论的中文图书著录标准化的思想与基本原则,对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后的”著录标准化运动”,有很好的思想奠基作用。
原载《北图通讯》1979年第2期
1980年
36 关于加强图书馆学术理论研究的一些看法 辛希孟
进入1980年代,理论研究走向了繁荣。然而理论界对理论本身的认识,并不因理论的繁荣而清晰。辛希孟先生谈加强本学科的学术研究,非常及时地讨论了”理论观”的问题。本文既批评了以政治术语、套语替代科学概念的空理论和假理论,也批评了理论的虚无主义和怯懦思想。此后的理论发展史告诉我们,辛先生所倡导这种科学的理论观,对理论的健康发展是何等的重要。
原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0年第2期
37 现代西洋分类法的回顾与展望 关懿娴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学者毅然选择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其报国之举,为国人反复宣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归国科学家中,有图书馆学家孙云畴先生,后来成为了图书馆学家的陈誉先生,以及稍后回国的关懿娴教授,他们的报国之举受到图书馆人的景仰。本文从杜威十进分类法十八版的修订原则和修订重点入手,纵论当时各种图书分类法的理论取向,并对西方图书分类法的发展,进行了很有深度的展望。
摘自《现代西洋分类法的回顾与展望――从杜威法第十八版谈起》,原载《情报科学》1980年第1-2期
38 编目工作的发展和目录著录的标准化 阎立中
阎立中先生是一位在西文图书编目和文献著录工作标准化方面造诣很深的图书馆学家,他前曾主持全国西文图书集中编目工作,从事过文献著录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本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国际编目理论的发展,很有远见地提出了编制我国文献著录标准”原则上要与国际有关标准相协调”的观点。
原载《图书馆学通讯》1980年第3期
39 关于图书分类学若干问题的探讨 白国应
1980前后是我国图书分类理论的黄金时期,白国应先生的《图书分类学》则是这一时间分量最重的作品。当时图书馆学应用领域出现了”学科化”的趋势,本文正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图书馆学家追求建立图书馆学分支学科一个缩影。本文被白先生自己选为《图书分类学文集》的第一篇,足见它在作者心中的地位。
原载《图书馆工作》(安徽)1980年第3期-1983年第2期
40 谈谈古典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来新夏
1980年代初,也许由于当时图书馆学的经验描述色彩过浓,无法吸引人,目录学研究尤其古典目录学研究掀起一个小高潮。包括来先生在内的一批活跃于图书馆界的目录学家,发表了大批论文。本文对近现代学者对古典目录的研究,以及古典目录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是当时较为典型的一篇目录学论文。
原载《南开史学》1980年第2期
1981年
41 分类法的发展趋势简论 侯汉清 “文革”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较为落后,到1966总共才招收过两名硕士研究生,侯汉清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侯先生的这一特殊地位,使他恰当地兼备了”文革”前后两代图书馆学家的理论特点:视野开阔有大局观,同时思维敏锐具有创新精神。本文中所论及的分类法”趋势”,无一不是当时国际上最前沿、最具有探索性的理论成果。
原载《情报科学》1981年第1期
第五部分选到了”文革”。我与同时代人一样对”文革”之厌恶之极,但我用以描述此一阶段图书馆学的标题却是称赞的:《现代化的先行者》。我也没有以文革结束时间作为本阶段结束时间,而是将1978年一篇文章选了进来。
文革对图书馆的加害,主要在1960年代后期。文革后期,图书馆界做了几件大事,也出了几篇好文章。1969年以后,西方图书馆现代化速度加快,对我国也不可能不产生影响。于是一些被”解放”了或闲置着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西方的图书馆现代化,于是出了刘国钧文。
在《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特尔斐测评的理论史纲》中,我们在评20世纪初的理论大家时,有意将刘国钧放在低杜定友一档的位置。除王子舟外,好象还没有人直接表达不满。不知是没有发现还是客气着。其实,我一直以为刘国钧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图书馆学家,只不过只有发表了本节收入的”马尔克”一文后,刘才真正符合这一地位。
“文革”前期,图书馆事业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图书馆被迫长期关闭,图书馆杂志普遍停刊,图书馆学教育也停顿多年,众多图书馆学家也被迫停止了理论研究。全国没有正式出版一本图书馆学著作,没有一种公开发行的专业杂志,几乎留下了十年的空白。直到”文革”后期,理论研究才有了启动的迹象。
认为”文革”十年中国图书馆事业一片空白的看法,在教科书中较流行,但这种看法并不成立。自1970年起,图书馆界先后启动了《中图法》修订、《全国善本书总目》和《汉语主题词表》编制等大型项目。理论文章数量当然是极少极少,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亮点。
本阶段所选文章不多,三篇文章都与图书馆现代化相关。1960年代中后期,国际上图书馆计算机应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6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机读目录初步报告,1969年,MARC II成功发行。1967年,OCLC成立,很快成为世界最大的图书馆网络,并改变了图书馆编目、图书馆自动化管理以及文献资源共享的历史进程。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在中国图书馆事业面向现代化的重大转折时刻,一批图书馆现代化研究的先行者,将理论视野投向这一领域。
刘国钧再次表现出理论大家的超凡见识,他的《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是我国第一篇研究图书馆现代化的文章,该文及后来发表的《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图书目录的几个问题》等,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1974年国家为解决计算机汉字处理问题,立项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即748工程。作为748工程配套项目的《汉语主题词表》同年开始编制。这部大型综合性叙词表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计算机存贮和检索文献的需要,也可用来组织卡片式主题目录和书本式主题索引。其它主题法的研发也与计算机信息检索的需求相关。丘峰的《主题法与分类法》第一次涉足该领域。刘湘生的《谈谈叙词法》虽然发表于1978年,但他的叙词法研究起步于”文革”中。
1975年
29 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 刘国钧
本文是我国最早介绍与研究MARC计划与图书馆使用计算机问题的文献。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先生在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几乎完全瘫痪的情况下,敏锐地注意到国际图书馆学的最新重大突破,并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将其公开发表。文章对中国图书馆现代化的启蒙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此文一出,刘先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第一人。
原名《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载《图书馆工作》1975年第1期
1976年
30 主题法与分类法 丘峰
本文中的主题法研究在当时是一项开创性研究,它为”文革”后图书馆学在情报检索领域的突破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篇文章还是”文革”期间本专业领域屈指可数的成果之一,通过它,后人可以了解在”文革”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中国新一代图书馆学家做出了何等出色的研究。
原载《图书馆工作》1976年第1期
1978年
31 谈谈叙词法 刘湘生
1977年开始,采用叙词法技术的主题词表成批问世,对叙词法的研究也成为理论的前沿。本文发表时,学术界虽然已进入气象万千的”新时期”,但”理论”并没有真正摆脱泛意识形态化的影响。真正的研究,尤其对纯应用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而本文对叙词法的研究深入而系统,是当时难得一见的规范的论文。
原载《北图通讯》1978年第2期
第四部分《什么是图书馆学》,标题来自刘国钧先生的一篇论文。这个阶段选择了1955-1966年间的8篇文献。
选择历史分期时,这一阶段没有按文革前”17年”的传统方法,而是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去掉了。那几年图书馆学家们思想上要适应新的意识形态,行动上要按新的意识形态组织图书馆知识,理论工作做得很少。
8篇文章中,二次入选的刘国钧、杜定友文均在当时引起过讨论,刘国钧、黄宗忠文对现代图书馆学仍有影响。这三篇文章无可争议。毛坤的文章在当时和后来被冷落是本学科的耻辱,对选入此文我有信心。王重民和谢灼华文章入选是因为”七略”和”古越藏书楼”对中国图书馆学影响实在太大。
陈鸿舜的入选令我非常犹豫。陈是一名资格不凡的图书馆学家,但我几乎无法找到其一篇更有价值的文献。有理论水平而没有有水平的文章,这就是经验图书馆学时期的理论家的特点。只是想记录下那个时代的理论特征,才选用了陈的文章。如果说此文必读,我想该读的不是其内容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获得了空前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很短的时间里,国家迅速完成了对旧中国遗留的图书馆的改造,并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纳入国家计划,从而使各类型图书馆的发展有了稳定的保障。尽管建立了新的图书分类体系,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当时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几乎是真空状态:旧的理论被改造或搁置,新的理论没有建立;老一辈图书馆学家在自我反省,新一代图书馆学家还没有培养出来。因此,在1955年以前,很难找到合适的入选论文。
1956年国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目标后,图书馆服务与业务呈现良性发展态势。馆员业务知识培训的任务带动了理论研究,陈鸿舜的文章就是这一时期的馆员培训讲稿。文化部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国务院颁布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这些空前的动作,标志着图书馆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来自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压力挥之不去,理论研究仍然给人小心翼翼的感觉。刘国钧研究了”冒号分类法”、毛坤研究了西方联合目录,这种个别性的优秀研究不能掩盖理论界对国际图书馆学新理论的整体性淡漠;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的批判式研究风格的影响,更是严重扭曲了人们的科学观,任何理论创新都可能导致上纲上线的批判。
受到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国图书馆学不但没有跟上二战结束后世界图书馆学发展的潮流,在许多领域甚至比20年代、30年代的图书馆学也有不小的退步。这一期间的理论唯一亮点出自图书馆学基础领域,刘国钧的《什么是图书馆学》表明了老一辈图书馆学家坚持进行理论研究的顽强意志。
1960年以后,非理性的批判仍未消失,但理论界有了更多积极的东西。杜定友《图书分类的路向》试图引领分类技术研究的突破,随后出现的关于图书分类”路向”的讨论虽有某些不健康的理论因素掺杂其中,但毕竟出现了围绕技术问题的争鸣。此时,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图书馆学家登上理论舞台,彭斐章、黄宗忠、谢灼华等人开始崭露头角。特别是黄宗忠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分析,奠定了他在图书馆学基础领域的地位。
1956年
21 图书馆藏书采购和藏书组织 陈鸿舜
陈鸿舜教授1926年燕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图书馆秘书,进入图书馆学领域。1947年留学归来后,在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教学领域屡有贡献。本文是陈先生关于藏书建设的讲稿,表面上看它缺少一些”理念”的东西,而正是这种务实的风格奠定了我国藏书建设研究的基础。
原载《图书馆学目录学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
1957年
22 什么是图书馆学 刘国钧
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学家花了数年的时间适应新的环境,一度放弃了理论探讨。1957年,刘先生借”百花齐放”的东风推出本文,标志着老一辈图书馆学家重新出击理论研究。本文无疑是任何一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者不可不读的论文,它记录了刘先生的标牌性理论、也几乎是1937-1976年间图书馆学基础领域唯一的创新性学说:五要素说。
原载《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年第1期
23 论联合目录 毛坤
1957年国务院批准发布《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全国图书馆界为之一振。但当时的理论界准备不足,缺少相应的理论研究支持其应用。毛坤先生的文章放眼世界研究联合目录,全方位地探讨编制联合目录的理论问题。可惜当时理论界更关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的大批判,忽略了毛坤先生弥足珍贵的建设性意见。
原载《图书馆学通讯》1957年第6期
1962年
24 图书分类法的路向 杜定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本文一样研究图书馆技术问题又能够引起争鸣的文章极少极少。发文时已年过六旬的杜定友先生仍保留着他一贯的敏锐和深刻,他意识到二战后图书分类理论可能面临的重大挑战,远见卓识地提出了图书分类法的路向问题:必须走”新型的分类主题目录的发展道路”。
原载《图书馆》1962年第2期
25 版本学与图书馆 顾廷龙
顾廷龙先生在图书馆界极负盛誉,其学术生涯也与图书馆学密切相关,但顾老关于图书馆的论文并不多,因为他的学术身份是版本学目录学家。本文论述了版本学对图书馆的重要性,文章是写给图书馆人看的,但顾老所使用的语言,仍是他所挚爱的版本学语言。
原载《图书馆》1962年第1期
1963年
26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黄宗忠等
1963年前后黄宗忠等人接连发表高质量论文,标志着新中国培养的一代图书馆学家走上理论舞台。本文是《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一文中所讨论的”研究对象”问题,是”几个问题”中最有探索意义的一个问题。文章使用了”矛盾”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术语作为分析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分析得丝丝入扣,表现出那个时代难得的理性。
摘自《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3年第1期
27 论《七略》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成就和影响 王重民
《七略》无疑是对当代图书馆学影响最大的古典文献,一部《七略》,不知吸引多少图书馆学人的倾心研究。王重民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充分展示了先生的史学目录学功力。文章只字不沾那个时代流行的文字”套话”,更彰显其精神人格的巨大魅力。
原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1964年
28 论”古越藏书楼”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地位 谢灼华
本文曾刊于《光明日报》,足见其理论影响力。文章对徐树兰和古越藏书楼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的研究,充分展现了谢灼华先生的图书馆学史研究功底,也因此奠定谢先生在图书馆学史领域的学术地位。
原载《图书馆》1964年1期
第三部分名为《可歌亦可泣》,选了抗战期间的文献3篇。
其中,姚名达是死于战地的大学教授,汪长炳和徐家麟的文章都是不为当代学人重视的文章。能在抗战时间挑选出这个文献阵营,老汉颇感宽心。
也许日后有人评本文集的几个阶段,相信最无争议的就是这个阶段的入选文献了。
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直接导致我国20世纪图书馆事业的最大灾难。随着战争的进行,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图书馆建筑与文献遭到严重的破坏,大量的图书馆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许多珍贵文献散失殆尽。”新图书馆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图书馆事业的繁荣,从此告以段落。
图书馆事业的低迷使图书馆学研究失去了基础,战争也直接打击了图书馆学研究:1937年,中华图书馆学会西迁,文华图专西迁,几乎所有图书馆学刊物均于当年被迫停刊,几乎所有图书馆学家都加入了逃难者的行列。最令人痛惜的,是才华横溢的青年教授、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1938年战地殉国,成为抗战期间唯一死于前线的大学教授。姚名达留给我们的,有不朽的”抗战精神”,还有不朽的理论名著《中国目录学史》。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图书馆事业建设环境有所好转。但随着大规模内战爆发,图书馆事业仍难以复兴。
抗战期间,知名图书馆学基本无暇顾及理论研究。杜定友守护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辗转西南多省,失去了做学问的任何条件。刘国钧甚至一度脱离了图书馆学,研究起了魏晋政治思想史。只有沈祖荣坚持在西迁了的中华图书馆学会和文华图专中活动。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重庆召开过三次年会,但很多知名图书馆学家缺席,会议无法掩盖战争年代理论活动的严重萧条。
由于可供选择的文章很少,除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外,我们只选择了两篇文章:汪长炳的《图书馆与社会》和徐家麟的《关于图书馆学的认识几点观察》。这些文章发表于抗战艰苦岁月,印刷水平极其低下,尤其是徐家麟的文章,已达几乎无法完全辨认的地步。唯如此,文章内容的精品般的质量,才更加令人尊重。
1938年
18 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
1942年,年仅37岁的姚名达先生战地殉国,是抗日战争前线殉国的唯一教授。姚先生留下的目录学名著没有随他而去,而是成为了目录学研究的经典读物。本文为姚先生《中国目录学史》结论篇,文中优美的语句,高屋建瓴般的论述,许多当代目录学家甚至能脱口而诵。
摘自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中国目录学史》
1942年
19 图书馆与社会 汪长炳
图书馆与社会的命题,一度被视为上世纪八十年代青年图书馆学家的新发现。殊不知汪长炳先生于抗战最艰苦岁月中写下的文章,对于该命题的发掘,似更胜当代图书馆学家一筹。文中归纳图书馆的社会功能为”训练公德心”、”培养团结力”、”养成现代国民”、”灌输民有民治民享观念”等要点,堪称百年来对现代图书馆精神最精辟论述之一。
原载《教育与社会季刊》第1卷第1期
1945年
20 关于图书馆学的认识几点观察 徐家麟
本文是一篇充满了当代图书馆学和理性主义光芒的文章。徐家麟对图书馆学科学化的理念、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科学精神的阐述,均是极具前瞩性的论点。初读这些震撼心灵的理论文字时,我们难以想象它们是出自半个多世纪前的老一辈图书馆学家之手。原来,在1945年,中国图书馆学离世界图书馆学的理论前沿是那么接近!
原载《图书馆学报》第1卷第1期
第二部分名为《建立中国图书馆学》,选了1923-1936年间的十篇文献。
这一时期是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高峰,重要文献数量太多,有不少遗漏。如刘国钧、杜定友、王云五等的分类、编目、检字研究,一篇也未选入。但因本文集关注的是理论的建树,而当时的应用研究,除检字研究外,还是以移植为主。所以对这10篇文章的入选大致满意。
导读文中,对梁启超、洪有丰等文的评价较满意,对杜定友的评价不太满意。选杜的此文,是因为杜在当时力推图书馆学的理论化、体系化建设,近人甚至称杜比巴特勒更早追求”理性主义”。尽管对30年代的杜定友的推崇更甚于刘国钧,但写出的导语似乎没什么味道。不知脑子何处短路了。
清末民初的近代图书馆事业建设高潮,为图书馆学理论高潮积蓄了能量。1923-1936年间的图书馆学理论建设,奠定了大半个世纪图书馆学的基础。这一时期的理论家们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出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基本框架。理论家们的开拓意识、创新精神令人敬佩,他们的视野之开阔、理论水准之高,更令人赞叹不已。
1923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杨昭悊的《图书馆学》,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置下一块厚实基石。洪有丰的《图书馆组织与管理》,因其完全摆脱了”译书”的痕迹,被后人誉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处女作”。
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成就还表现于图书馆学研究体制的建成。与美国一样,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教育和学术刊物的出现,成为研究体制建成的标志。
1920年,韦棣华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办了图书科。随后,上海国民大学于1925年在教育科内设立图书馆学系,由杜定友任系主任。该系的课程比文华图专更为理论化。金陵大学1927年设立了图书馆学系,刘国钧、李小缘均是该系教授。图书馆学进入大学教育,不但建立了为图书馆学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的体制,也使更多的学者能够在大学的学术环境中思考图书馆学的理论问题。杜定友《图书馆学之研究》和《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就是这种思考的产物。
中华图书馆协会1925年隆重成立,及各地图书馆协会先后成立,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学者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各图书馆协会组织会员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创办专业会刊,在图书馆学理论繁荣方面的功绩有目共睹。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梁启超即兴呼吁”建设中国图书馆学”。从此,一代代图书馆学人的奋斗,有了一面亮丽的旗帜。
尽管《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创刊于清末,但在1925年以前,本专业论文很少出现在图书馆学刊物上。直到1925年以后,协会会刊和大馆馆刊成批出现,图书馆学刊物才成为主要学术阵地。对图书馆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图书馆学季刊》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李小缘的《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李景新的《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等著名论文,均发表于此。
进入1930年代后,图书馆学的发展,开始向横向拓展。分类、编目、检字以外,俞爽迷的图书馆与社会教育研究、袁同礼的大型图书馆职能研究、钱亚新的索引学研究,都很好体现了这种拓展。
1923年
8 图书馆学 杨昭悊
杨昭悊先生的《图书馆学》是当时最为完备的图书馆学概论性著作,相对于在杂志上连载的《图书馆》(孙毓修)和《图书馆学术讲稿》(戴志骞),商务印出馆出版的该书影响更大。它也因此成为此后其它概论性著作学习与模仿的对象。杨先生对图书馆学的作用归纳,对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关系的论述,至今没有过时。
摘自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图书馆学》
1924年
9 现代图书馆研究 马宗荣
1917年以后中国图书馆由”取法日本”完全转向了”追逐美国”,马宗荣作为少有的留日学者,似乎游离在图书馆运动之外。马宗荣出版了数部以”现代”开头的图书馆学著作,未能引起理论界足够注意。实际上马宗荣对现代图书馆精神的理解,不亚于其它任何一位图书馆学家。《现代图书馆的研究》是马宗荣”现代”系列图书馆专著的第一部。
原载《学艺杂志》第5卷第9-10期
1925年
10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 梁启超
在推进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知识分子中,梁启超的功劳无疑是最大的。梁公以他那激情四溢的文字宣扬图书馆事业,对青年知识分子影响极大。1925年梁公当选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长可谓众望所归。尽管梁公此时已不复先前的激情,但仍发出了足以震撼每一个图书馆人的口号:”建设中国图书馆学”。
原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卷第1期
11 图书馆学之研究 杜定友
杜定友先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涉及基础理论、图书馆管理、图书分类、图书目录、汉字排检法等众多领域,是近代图书馆创立时期最勤奋、最高产的理论家。本文写于杜定友先生任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系主任期间,文中对图书馆学范围的界定,确立了该系的教学体系。
原载《图书馆杂志》1925年创刊号
1926年
12 图书馆组织与管理(节选) 洪有丰
洪有丰先生论著不多,《图书馆组织与管理》几乎是他唯一一部专论图书馆学的论著。由于这部著作第一次超越了前人图书馆学著作的”编译”痕迹,它被后人高度评价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处女作。本文选自该书第三章,当时理论思潮一边倒的批判藏书楼,同样留学美国的洪先生却表述了”藏者之精神亦可以不朽”的冷竣思考。
原书由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
13 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 李小缘
本文也许可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对公共图书馆思想进行最为系统的研究论文,它同时也是当时对藏书楼思想进行最为激烈批评的论文,连一批建立于清末民初的”公共图书馆”,也被当作官办藏书楼,成为李小缘先生严厉批评的对象。李先生的学识、理论视野与理论勇气,在本文中得到充分表现。可惜由于篇幅限制,此处只能摘录很小一部分。
原载《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3期
1931年
14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使命 袁同礼
本文写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时。大型国立图书馆的建设是国家图书馆事业的重要任务,自1926年起一直在北京图书馆担任领导的袁同礼先生,对这一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字数不多,袁先生却以优美洗练的文字,将大型国立图书馆的时代使命,讲得很透很透。
原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6卷第6期
1935年
15 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 李景新
《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是一篇引用率极高的论文,它所描绘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在当代图书馆学著作中一再被引用。其实李景新先生的理论探讨远不止于”理论体系”。本文仅仅摘录了很少一部分内容,但相信读后人们仍旧会感叹193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水平之高。
原载《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科季刊》第7卷第2期
16 索引与索引法 钱亚新
钱亚新先生一生多建树,索引学是其中之一。钱先生在《索引与索引法》这部索引学的奠基作中,很好地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古今、中西的结合,在中国古代目录之外,将图书目次、排字检字、书籍报刊检索等,统统纳入索引范畴进行研究,开创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新领域。
摘自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索引与索引法》
1937年
17 图书馆与社会教育 俞爽迷
辛亥革命后中国图书馆建设重心下移,其标志是通俗图书馆和巡行文库的建设,以及图书馆与社会教育的互动。俞爽迷对此颇有研究,其《图书馆通论》中有专门研究通俗图书馆和巡行文库的章节,在当时并不多见。本文表达了俞爽迷先生对图书馆与社会教育问题的关注,是表现那个时代图书馆精神的重要文献。
原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2卷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