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Nov 04 图书馆学史的最大疑案
由”湖南图书馆最早”之疑，想到另一个图书馆学史之疑：新图书馆运动。
不久前到武汉出差，遇到了况能富先生。1980年代初，况先生写过很多大气的中西图书馆史论文章。这批论文所提供的观点与史料，填补了1949-1978年间图书馆史研究的缺憾。后来的学者编写教科书时，估计没有再花太多功夫去考证况先生们的成果，于是那些成果都进了教科书，一代代图书馆人，都是在这批教科书，实际也是在况先生的图书馆史观史料下成长起来的。依靠这样出色的研究成果，1985年恢复职称评审后，况先生与刘迅同时成为最早晋升副教授的中青年新锐。可惜况先生后劲不足，直到日前退休，仍没有获得正教授职称。用吴慰慈的话来，这是全国（图书馆界）绝无仅有的。
老朋友会间休息时见面，没讲上几句话，却谈到了”新图书馆运动”。我在研究20世纪中国图书馆史时，对教科书中众口一词地称”1917-1927年的‘新图书馆运动’”产生了一些怀疑。我曾想写篇论文质疑，但有些史料一直没时间查证，拖到现在也没有完成。
现代图书馆学对”新图书馆运动”的界定，存在较大分歧。但这种分歧并不表现为对这一概念的争执。如果有些争执，或许其含义早就搞清楚了。理论界的分歧表现为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就是说，许多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对它的发生时间及确切含义的认识并不一样。在论述基础理论或图书馆学史时，有人还在有意或无意的回避使这一概念。
首先，明显有一些理论家怀疑存在这样一场”运动”。如有相当多的图书馆学教科书、专著或工具书在论述近代中国图书馆或图书馆学起源时，不使用”新图书馆运动”这一术语。据不完全查阅，此类文献包括：图书馆学基础类教科书中，有北大、武大两校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吴慰慈的《图书馆学概论》等；图书馆学史类论著中，王酉梅的《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等，工具书中，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及绝大部分图书馆学辞典。有些理论家似在有意回避这一术语，如王子舟在《图书馆学基础教程》不提”新图书馆运动”，在《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中，更是使用了”新图书馆事业”而不用”新图书馆运动”。
其次，在使用”新图书馆运动”术语的学者中，又存在”泛指说”与”确指说”的分歧。”泛指说”将”新图书馆运动”当作一个与欧美学者称呼西方近代”公共图书馆运动”相类似的术语使用，即将自清末以后各地建立与普及新式图书馆的过程统称为”新图书馆运动”。如台湾图书馆学家王振鹄认为”我国新图书馆运动发轫于清而创立于民国”，”我国新图书馆运动发轫于逊清，但配合新教育制度而谋普遍发展则在民国以后”。徐引篪、霍国庆则认为”1917年后留学美国和菲律宾等国的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者……相继学成回国，他们迅即掀起了一场‘新图书馆运动’，并直接促成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按照这些说法，”新图书馆运动”并非一场特定的”运动”。
而”确指说”则认为”新图书馆运动”是一个有明确的起始时间的运动。”确指说”中主要观点有两类，一是”1917－1927年说”，一是”1925年前后说”。前者在198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一些教材较为普遍，如《图书馆学导论》、《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和《图书馆学原理》。后者如《中国藏书通史》认为，”1925年前后，旨在效法欧美公共图书馆制度以改革和发展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新图书馆运动’，以庚子赔款施用于图书馆事业的问题为契机，逐渐由北平而南京，向全国展开”，而将1925年以前的图书馆宣传活动称为”新图书馆运动”的萌芽阶段或早期。谢灼华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也是这一用法：”1925年左右，我国图书馆界从学习日本转而效法美国，推行新图书馆运动，其主旨是保存文化，建设文化，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庚子赔款用于图书馆事业建设问题”。
所有这些看法中，由于《图书馆学导论》、《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图书馆学原理》等几本有影响的教科书所执的为”1917-1927″的”确指说”，而这一说法则是最有问题的。从我的调查看，”新图书馆运动”的确存在，1926年刘国钧先生就使用过这一术语。”新图书馆运动”似乎存在二个高潮，一个是1917年起，韦棣华携沈祖荣、胡庆生在长江中游各省演讲宣传图书馆，介绍美国图书馆事业，此高潮延续到文华图专成立。第二个高潮是1925年由”庚款”引起的全国性宣传，由于有明确的目标（庚子赔款施用于图书馆事业），有众多图书馆学家参加，范围也是全国性的，故1925年的高潮更像一场”运动”。当然，由于当时图书馆界并未指定这一运动的起始时间，亦可将自清末到抗战这一近代图书馆产生的全过程当作泛指的”新图书馆运动”。
事情似乎清楚了。但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为什么说新图书馆运动是于1927年结束？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理论史家们要将其作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运动结束时间？我曾想过，这是一场误会。1927年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时间，按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史论习惯，完全有可能选择这个政治史的交接点作为学科史的交接点。但我没有证据，只有谢的图书馆史将1927作为图书馆事业史分期时间，但未提及图书馆运动。因此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种不解，也是我无法写一篇《新图书馆运动小考》的文章的原因。
这次与况先生交谈，况一开口仍是认为”那一年发生了战争”，也就是说况执的是政治史的观点，而且是深印于脑中。这使我更加相信”1917-1927″说源于政治。但据我研究，无论从图书馆学数据看还是从当时文献记载内容看，1927年这场由若干”事变”"起义”构成的中国政治转折点，其实一丝一毫也没有影响到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在当时的几种重要图书馆学期刊上，甚至找不到这方面的什么论述。
没有论证出的结论是：”新图书馆运动”是现今中国图书馆学史的一大疑点，也许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最大疑点。而当前最流行的说法，则很有可能是由种种错误因素导致的一个绝大的错误，是20世纪理论史家与学科史开的一个最大的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