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九 08 图书馆2.0，上海再下一城
上海地区第三届图书馆2.0研讨会通知
研讨会主题：图书馆2.0的发展及其白皮书的应用
金秋十月，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当您还沉醉于双奥成功、成果丰硕的喜悦之中的时候，上海地区第三届图书馆2.0研讨会将于10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召开。这是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继2007年5月上海地区第一届“图书馆2.0应用与实践研讨会”（上大）和2007年11月第二届“图书馆2.0规划实施研讨会”（交大）之后的又一次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图书馆2.0的发展及其白皮书的应用”，将围绕着图书馆2.0的发展、图书馆2.0的实践经验、图书馆2.0白皮书的作用、RSS白皮书编写经验，以及图书馆2.0系列白皮书的编写和应用等议题展开讨论。
本次研讨会仍秉承求真务实、共同参与、交流互动和合作共享的精神，加强经验交流，探索图书馆2.0的实践与发展。在邀请图书馆2.0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积极实践者做精彩报告的同时，也真诚地邀请您畅谈对图书馆2.0的探索、研究、应用、实践和感想。也希望您对图书馆2.0白皮书的编写和应用提出宝贵意见。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为了进一步推进图书馆2.0的应用与发展，计划推出“图书馆2.0技术应用系列白皮书”。该系列白皮书由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秘书长刘炜博士提议，并与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主任范并思教授共同倡导，第一部白皮书–“RSS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由信息技术分会组织编著，已于2008年7月1日正式发布使用。编写中遵循开放互动、共同参与、发挥集体智慧的2.0精神，一方面组织本地区技术人员参加，另一方面也对其他所有感兴趣的朋友开放，写作过程是一个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和集体奉献的过程，白皮书凝聚着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本次研讨会在总结和交流“RSS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白皮书的编写经验的同时，也将对“标签”、“门户”、“博客”等技术白皮书的编写工作进行研讨和招标，也希望您积极参与研讨、编写及应用推广等工作。
本次会议免会务费，欢迎上海地区的同行们踊跃参加，也欢迎国内外同行通过网络参与。
主办：上海市图书馆学会
承办：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
协办：信息技术分委员会
会议时间：2008年10月9日9:00～16:00
会议地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岳阳路319号31号楼）
日程安排：（永远的Beta版，自己去看，不转也罢）
Tags: 图书馆2.0
17 九 08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探索、信仰和智慧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有时候要想一想学术探索、信仰和智慧的关系。
现代社会科学中最经典的研究是探索，就是通过研究发现真实，特别是发现被隐瞒、遗忘、淹灭了的真实。几乎每一个社会科学学科都有人孜孜不倦地探索真实，如 经济学家想知道某个统计数据的真伪，或某上市公司业绩的可信度，政治学家想知道某次政变的真实背景，历史学家想知道某个历史事件的真象，图书馆学家也想知 道用户为什么越来越不愿意来图书馆。探索真实，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
另一种看似属于研究的东西是信仰。由于价值观不同，对于同一个事实，人们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对不同认识的执着构成信仰。尽管信仰与真理无关与价值有关，但信仰能鼓励人去做某事，有信仰的人能够最大努力地去实践某种社会理论，使某些不大容易做成的事可以有人去做，如GC主义。将理论变成信仰的好处，是理论实践成则推动社会进步，败了也可知该理论不行。竹帛斋主讲“用户 ”定理，讲到后来讲成了信仰。妙极！
社会科学中还有一种与信仰和探索无关的“研究”，可称为智慧。智慧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可意会而难于言传。1990年代中国政府遇到香港问题：中国政府要收回香港，英国政府不肯将香港交给“共产党”，港人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死结，被老邓想出一个“一国两制”给解决。香港回归那天，董特首直称老邓“大智慧 ”。当然是大智慧，虽然是“一国”，但要不是那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国人想去港走走，一点不比去新马泰方便。学术研究中的“小智慧”，是想出些别人没想想出过的东东来写篇文章然后被人永远遗忘，“大智慧”则是想出个有用没用的东东来大家叫好，甚至可以推动社会，如30年前想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朋友。
在学术争鸣中，如果争鸣的对象属于真相，那么问题很好解决：谁的证据更硬谁胜。西方图书馆学家就依靠这种研究与舆论抗争：有人说民众不喜欢图书馆，他们通过调查证明去图书馆的人比看球的人多；有人说图书馆没用，他们通过调查证明图书馆降低社区犯罪率；有人说图书馆效率低下，他们通过调查证明图书馆对于经济的推动远大于社会对于图书馆的投入。还有些真相属于未来，在未来没有来到之前，大家可以打打口水仗，但一旦有些数据，再争论就没意义了。例如兰开斯特的“ 无纸社会论”也算精彩，但一旦人们证明了随着计算机使用量增加，纸张消耗也增加，兰氏理论就完了。
有关信仰的问题，争论的过程是最激烈也是最没有结果的。这种争议的目的是争取“信众”，所以要神圣化自己的立场，夸大理论的效益，抺黑对手。因此有关信仰 的争论是最不“学术”的。图书馆学中由信仰引出的争议不少，1970年代开始的“收费对免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项，Marc应不应该安乐死也是一项。
杭州2.0会议上，竹帛与Keven辩论“Marc安乐死”，因为竹帛对此问题没有自己的“信仰”，于是辩论就由信仰之争转变成了智慧之争。大专辩论赛也是这样的智慧之争：抽签决定立场，辩论无关信仰。这种辩论比较好玩，也可以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斗下去，胜负取决于专家投票，以及自我感觉。
应该说，我们看到的图书馆学中的学术争鸣，绝大多数属于智慧之争。最初某人看到一篇文章不爽，这种不爽或者由于对方探索不够，或者由于他与文章价值观不同，于是写文章商榷。但由于探索的问题一下就讨论清楚了，价值的问题永远讨论不清楚，于是争论很快进入智慧领域。双方互相盯住对方的破绽，从用语到措辞到逻辑到论点，越辩越好玩。如果双方都抱有一种好玩的心态，那么辩论能够继续斗智慧。遗憾的是，很多人到后来都以为自己是在捍卫真理，于是肝火日盛，语言刻薄，都忘了这是表现学术智慧这么一回子事了。
Tags: 社科研究
14 九 08 解释政策与制定政策：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形态
读研时方向为社科情报，需要对社会科学进行些了解。对社会科学的分类方法有很多，但我印象最深的只有联合国社会科学专家小组于1979年发表了研究报告《社会科学在制定政策中的作用》。这份报告将社会科学按功能分为“解释政策研究”和“制定政策研究”，这种分类改变了我对社会科学的认识。
将近20年以后，在为《图书情报工作》写的一篇内容分析的论文中，我有机会描述了一下我对这两种研究的看法：
1．解释政策研究
解释政策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政策是由决策者或决策集团制定的，其基本功能为宏观控制与协调。要实现政策的控制与协调功能，除了政策自身因素外，还与政策的执行者是否理解政策有关。如果政策执行者不理解政策，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执行政策，政策的功能也就难于顺利实现。社会科学家的使命之一是解释政策，他们从理论的角度对政策进行阐述，使政策思想和政策措施能够为政策执行者充分理解，从而使政策发挥应有的作用。
解释政策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其形式决不是对领导人讲话或上级文件作学习体会式的解释。解释政策研究应该对制定政策的社会背景和客观依据、执行政策中可能出现的现象和问题、执行政策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作客观的研究，并以易于理解的语言告诉政策执行者。
2．制定政策研究
决策科学化是当代决策活动的主潮流和重要特征。所谓决策科学化，是指决策活动建立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并以政策研究成果为决策的基础。决策科学化直接导致社会科学研究大量转向制定政策研究，即为政策制定提供政策思想、决策依据和可操作的决策方案的研究工作。……当代社会科学致力于制定社会政策和行业、部门政策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是否能够参与政策研究并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已成为检验社会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重要指标。
这种分类的前提是须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分开。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可直接用于政策制定，如社会学用于社会政策制定，教育学用于教育政策制定，图书情报学用于图书情报政策制定，而人文科学不直接用于政策制定，某些人用“哲学”、“伦理”治国，你说他们是拍脑袋治国也可，与科学治国无关。
尽管上文中讲了些“解释政策研究”的好话，我本人也参与甚至组织过解释政策，但我是比较不喜欢“解释研究”的。这主要是我所见到的政策大多水平不高甚至可恶，对于这些政策，文人们一味吹捧，理性些说就是解释政策研究，这种“研究”太容易，文笔好脸皮厚即可。但“制定政策研究”则不但需要独立的思想判断，而且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看到的西方“社会研究方法”，大多就是用于制定政策研究的方法。制定政策研究应该是社会科学的主流，而制定宏观政策的研究，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最高境界。
图书馆学中，“如何修订《中图法》”是制定政策研究，“如何使用《中图法》”中解释政策研究。这样看来，与其它社会科学相比，我们的制定政策研究并不少。近年来，李国新、程焕文们参与国家与地方的图书馆立法研究，更是进入了宏观的制定政策研究，达到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此外在图书馆学中，还有相当比例的与纯社会科学无关的技术研究。就是说图书馆学是一个比较注重参与制定政策研究的学科。不过总体上看，我总觉得我们学科中解释政策的研究还是多了些，上面一个政策，底下呼啦解释一片，还硬要说成是学术，是潮流。对于社会科学的主流方式，他们不知是不清楚还是全忘了。
Tags: 社科研究
11 九 08 去宝山区馆为年会踩点
本届上海图书馆学会希望将本市的学术年会制度化，比如由学会学术重点课题的承担者作主旨报告，由学会一般课题的承担者作分会场报告，由学术委员会的各分委员会设计并主持分会场，将会议尽可能放到次中心城区基层一些的图书馆去开。目的还是推动本地基层的、青年的、草根的学术研究（我认为高层的学术研究主要应该由全国性学术会议推动）。
今年的年会想放到宝山区馆开，与学会秘书处金晓明约好，今天一起去宝山区馆“踩点”：看看能不能承办这个会。宝山区馆目前没有真正按照图书馆要求建造的新馆，他们在区体育馆边，一栋原属于体育馆的建筑内。前些年听说也想建新馆，但还没有动工。以前去过两次宝山区馆，其中一次用嘉兴馆章明丽馆长的话说，是“摸着去”的。
与唐铭杰馆长聊得很好，在唐馆长陪同下看了看场地，也谈了些会议对承办方的要求。唐馆长原在同济大学工作，5年前被宝山区人才引进始做馆长。这位表面上说话很随意，甚至有些“油”的馆长，干事业十分执着。与他聊天时，常常可以听到很多优秀馆长都聊起过的如何死缠烂打找领导办事的故事。现在，他们正在宝山区积极地设计并推进“真正的总分馆”建设，下面建好图书馆馆舍后直接交区馆管理，一个有比较大投资的工程。可惜因种种原因，原应今年启动的项目推迟到了明年。
中午在区馆对面一家饭店午餐。午餐要结束时，馆长突然对服务员打起招呼：
小妹，到对面的图书馆办过借书证没有？
没有。
去办一张吧。
怎么办？
带身份证去就行。办好了可在图书馆看书、借书。
他们谈话间，我们也插了些话，告诉她们请她们去办证的是馆长。这段对话，只是本市一所普通区图书馆馆长的一个工作细节，但它反映出上海区县图书馆工作的根本性的变化：开放、免费、面向弱势人群、不放弃任何一个宣传图书馆服务的机会。
在上海的区县馆行走，不论何处，看到的都是生机勃勃的公共图书馆事业。
06 九 08 社会科学与真理
在人类最为崇尚的真善美中，科学以求真为使命。这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或纯科学。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规律或真相，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去认识它们并通过实践或实验进行检验。当然科学家所揭示的真理常常也只是相对的，科学的进步不断修正着以前的“真理”，但这不妨碍我们承认科学揭示了真理。
科学的这种使命给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家带来一种幻觉，以为社会科学也是在追求真理。
社会科学理论的确是“有用”的理论。马克思的学说改变了人类20世纪发展的轨迹，改变了包括你我在内的数十亿人的命运，这种学说的伟大，只有不多的几项自然科学成果可以与之相媲美。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说带来了今天资本主义的胜利，也是人类思想成果改变社会的奇迹。但这些理论却与“真理”无关。有人也许以很多人甚至为追求“真理”付出了生命说明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有真理。但我们仔细想想，比如为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的确有不可计数的人为之付出了生命，同时也有不可计数的人为了另一种社会制度付出了生命。既然他们都坚信自己所追求的就是真理，而社会发展实践却很难证明究竟谁对谁错，所以我们至今也不能判断谁的追求是真理。其实，历史上多数人追求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真理”，不过是一种理想，或者说是一种信仰。追求理想对社会发展是有益的，但这种理想并不能用对待（自然）科学真理的方法进行检验。
因为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并非真理而是价值，社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或正确性也无法通过理论进行最终检验。简单地说，对于同一个事实，不同的社会科学家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研究”结果。例如房价，几乎每一个时候的房价，不同的学者对其好坏判断可以相差很远。因为说房价低依据的是房产商的价值观，说房价高的依据的是收入不足以买房者的价值观。对于价值判断这个问题，学者们的判断也有价值判断。有些学者据此不承认社会科学是科学，因为科学研究中由一个事实应该推理出一个结论。也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价值判断恰好构成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
那么 社会科学就不需要“求真”了？要的，但只是追求真实，比如通过社会调查了解某地居民的行为偏好。这时我们需要很好的方法，科学的态度，有时还需要追求真理的勇气。但我们不能将这种“求真”理解为追求真理。
由于社会科学缺乏一种获得真理的极终方法，因而对于社会科学理论成果进行讨论时，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只是一种从未证明过的假说。辩论也时的确能够辩出什么理论是错误的，比如从错误的事实或数据中推导出的理论大多是错 误的，导出违背人类普世价值的结果的理论也是错误的。但我们很难通过科学中已经认可的“方法”，证明某理论就是正确的。理论的正确与否，还得取决于实践，或者理论的应用。老邓的“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即使从逻辑看也有问题，但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效用明显。而老毛那种类似正确的辩证法、矛盾论，却能导致很多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因为价值观的差异，社会科学的“讨论”就变成一件很无趣的事了。如果讨论双方有共同的价值观，这种讨论往往是琐细而无聊的，如果双方没有共同价值，那么讨论成为鸡同鸭讲，永远不会通过讨论争出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即使某种理论输了，也如英国社会科学情报学家布里顿曾说过的，它们可以改头换面重新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了老邓对待社会科学争论的高招：不争论。
具体到图书馆学，我一贯的立场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理论批评或辩论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研究者的理论正道是理性地阐述自己的观点、系统地发展自己的理论与学说，推动理论的进步。例外的情况是，一种理论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压制了其他理论的产生，这时可以通过对这种权威理论的批评，为新理论的产生创造条件。这种例外在目前的图书馆学并不存在。因此，研究环境较好，研究资源较多的研究人员与大学教师，应该将精力放到原创性研究上，将检验理论正确性的任务交给实践，批评与辩论只是为了宣传与普及某种理论。而普通图书馆员、青年学生、甚至某些青年教师，若苦于无法发表论文，找些观点写批评文章，的确是一条写文章发表的途径，我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的。只是，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在探索真理，搞得世人皆醉我独醒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