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一 05 “制度图书馆学”
曾经闲谈般地在一篇随笔中谈到，图书馆学应该研究”制度”而不是”机构”，但一直觉得没有能力去研究那个”制度”。今读到蒋永福先生新作《知识权利与图书馆制度——制度图书馆学研究》（《中图学报》05年1期），方知蒋先生已将”制度”的研究推进到了何等系统的程度。
蒋先生一骑绝尘，在”制度”的研究方面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我却希望能见到更多的研究，可以与蒋先生相同主题的研究，也可与蒋不同主题的研究。总之，在蒋先生涉足的这个领域，还需要新的研究。
蒋先生的文章的优点，不用我在这里说好话。文章的缺点，我也找不出。但是，读完之后，我总觉得在对图书馆”制度”的系统性的研究中，应该还缺少点什么。缺了它，这个”制度图书馆学”就是不完美的。但缺什么呢？说不出来，真的说不出来。希望以后有机会与蒋先生讨论，在”头脑风暴法”环境中，能有更多感悟。
2005年，多家杂志将为蒋先生已经进入的这个领域大开绿灯。其中至少有蒋参与操办的”图书馆权利”专栏（《图书馆建设》），韩继章搞的”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讨论（《图书馆》），以及由吴建中先生发起的”图书馆员：职业精神与核心能力”讨论（《图书馆杂志》）。也许经历这些讨论后，我们再来看图书馆”制度”研究，会有一个不同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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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猛增水分不少 研究生的“研究能力”令人担忧2005年1月24日
我是昨天（25日）16：30分拿到《中图学报》05年1期的，并“意外地”看到了我的文章《知识权利与图书馆制度——制度图书馆学研究》在其上面。过几天，读者们还会在《图书馆建设》05年第1期上看到同一篇文章刊登，显然这是“一稿两发”（注意：不是“一稿两投”）。拿到《中图学报》样刊后，我立即拨通了李万健和毕红秋两位老师的电话，及时通报了一稿两发的情况。经两编辑部的核实，发现其原因是：在投稿过程中，“信息传递上出现了问题”（李万健老师语）。不管什么原因，毕竟造成了一稿两发的现实，对此我向两编辑部和广大读者表示深深的遗憾，并声明：⒈我本人从不一稿两投，以后也不会！⒉造成此次一稿两发的责任，既不在于两编辑部，也不在于我，而在于“信息传递上的问题”。
蒋老师反应倒是挺快的，要不然后面的又要掀起一轮新的围剿了。老槐这一回棋高一招，比以前的转贴更显明智过人了，这才是我们愿意见到的用点心思的老槐先生！^_^.
还没看过文章，不便发表议论。但又一门图书馆学分支横空出世，使我本能地产生怀疑。浸淫于图林太久，听到“叉叉图书馆学”都怕了。当然伴随而来的又诞生了一位开山鼻祖，固然可喜可贺。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一些问题先提出来，形成了一个稍微清晰一些的领域，有一些人共同讨论几次，发几篇文章，然后再提“学”。图书馆学有许多分支，到目前为止大多只有骨头没有肉，只有思辨没有实证，尽搞些定义、特征、性质、结构，小草才露头就搭起个大架子，你知道一定能结葡萄还是长西瓜吗？这种理论太多实在是自毁长城。
蒋永福教授的解释还是让人糊涂。“信息传递上出现了问题”?不懂！为什么要双向传递信息呢？……总之，刑不上上大夫的。
不管何因，一稿两发既成事实。以后普通馆员一稿多发就不须有顾虑了!
好!一问也有类似提纲，既然蒋永福先生写了，干脆就放下来，先认真拜读再说。
“制度图书馆学”一词的提出，决不是“又一门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的横空出世”，“不周山”朋友大可不必“怕”。“制度图书馆学”不是一种学科名称，就像“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不是学科名称一样。“制度图书馆学”一词的提出，只是为了表明一种特定的研究视角或思维方式，或者说是为了区别于其他研究视角或思维方式而选择的一种“特称”。
没有一稿两投,何来一稿两发?实际上,一稿两投是允许的,条件是先投的杂志不予刊发,再投另一杂志。而一稿两发恰恰是不允许的。造成蒋教授一稿两发的责任，“既不在于两编辑部，也不在于我，而在于信息传递上的问题”。真看不懂了，莫非信息是自己传递的？此类原则问题，要声明就彻底说清楚，哪个环节出了偏差，今后注意就是。说得人一头雾水，难道别有隐情？
老槐老师您好!我是数图之家公司负责网站推广宣传的,我们有个图情论坛,能否请老槐老师提提建议.另外在您的搏客上转了一些您的贴子,我个人从您的作品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公司论坛的网址是:http://www.stzj.net/club/AspxOs_bbs.aspx另外能否在您的主页上做个链接,让更多人在线交流?热盼您的回复.
事情很简单，蒋把文章给了一家，另一家也迫不及待地发了。因为都是同行、朋友，不好意思怪罪哪一个，也就只能模糊表个态，把自己撇清就完啦！至于对得起对不起读者的问题，应该是由刊物编辑去思考的，毕竟在这块土地上，现在讨论的是图书馆的权利，读者权利的维护问题，似乎又忘记了呢！
蒋文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的来稿时间显示是2004年9月20日 图书馆建设杂志还没看到，不知那的显示是几号？
非常感谢蒋老师与不周山先生就“制度图书馆学”在这里进行的讨论，以及一问先生的发言。写这篇博客文的目的，就是想引起对这个主题（包括三家杂志的选题）的一些关注。有些不巧的是蒋老师的“信息传递”事故声明正好出现在此，使许多虽与本贴相关，但与发贴目的无关的讨论，占据了很大篇幅。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土匪先生的信息总是很快，谢谢了。关于蒋老师在《图书情报工作》的文章，尽管副标题与《中图学报》文相同，但题目与摘要均不同，也许是系列文章吧。真实如何，还是看了原文再说吧。数图之家先生，我已写了封E信回复你。老小孩先生，你的转贴常常能给人启发，但总是发在跟贴位置有些可惜，是不是向李明华老师学习，也做个博客？
是的，上面的匿名网友“猜测”得很对。关于制度图书馆学研究，我是要“系列”下去的，但不一定每篇文章都带有“制度图书馆学研究”这样的副标题。原本在副标题之后加上“之一”、“之二”，但最后没有这么做，其原因我在给《图情工作》的信中做了说明（当然，这一说明网友们是不知道的）。其实，近几年，我的大部分文章都可以写上“制度图书馆学研究”这一副标题。系列研究、系统研究、深入研究是我的一贯研究作风。我反对（准确地说是不喜欢）今天“河东”明天“河西”式的散乱研究。得知一问先生“也有类似提纲”，我深感高兴。凭借一问先生的功底，来一个“第二系列”（一问先生自己的）佳文，是没问题的。届时，我将一定拜读。至于“一稿两发”之事，敬请网友们参见两刊今年第二期的“致歉信”即可大白。在这里，我想告诉网友们的是：⒈感谢各位对我的急切关照；⒉网络作为“公共话语”（哈贝马斯语）媒介，既要保持宽容的人文精神，也要遵循言之有据的科学精神。这样，我们的“家园”就更加可信、更加可爱了！
蒋先生能够放下尊贵的架子，积极的参与到网论中来，这必将会使网论大为增色，也必将会有力的推动网络图学的健康发展！蒋先生是位有个性的图书馆学者，一问先生也是位有个性的图书馆学者，两位如能相约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共同的“系列”下去，此乃新世纪图书馆学发展的一大亮点也。祝二位更攀图学理论高峰！
学术“抢滩”不可取2005年1月31日深圳文化网》今日本版刊出的沈国威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目前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学术课题上的争夺。许多高校为此组织力量大干快上，搞大题目，出大著作，以抢得先机，赢得资金。然而，学术并不是一项轰轰烈烈、大轰大嗡的工作，它要的是坐冷板凳，是扎扎实实的埋头苦干。所以，我们刊出此文，与其说是看重它对冯先生本人的批评，还不如说是看重它对于一种学术现象和学术土壤的抨击。看来，高校学术体制的确到了该改革的时候了。冯天瑜教授在学术上作出过令人瞩目的成绩，他的中华文化史研究和中国元典研究都给人留下过很深的印象。本文也属一家之言，但因为是学界后辈向一位名教授发难，估计会引起一些关注。我们欢迎冯先生，也欢迎其他专家或读者参与争鸣。——编者 出自名家之手的了无新意之作 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先生出了一本新著：《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笔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夙有兴趣，得知冯著的出版，难抑先睹为快之情。然而捧读之后，不得不说，这是一本匆忙赶制、了无新意的书。冯著中存在着如下三个主要问题：一、缺乏原创性 可以不客气地说：冯著全书不过是在大量地复述前人的研究。例如，第三章的内容，你可以在顾长声、王晓秋、卓南生、熊月之、马西尼等人的著作中找到类似的描述。第四章至第六章，则主要“根据”日本学者和旅日学人的研究成果写成。例如，关于兰学译词等可以在T.杉本、佐藤亨等一系列著作中发现踪迹；关于英华词典等可以在森冈健二、陈力卫、荒川清秀和笔者的著作、论文中找到相关的内容；关于个别词的考证，中日学者的大量著作、论文都成了冯著内容的无名提供者。兹胪列一二： 书中的《新尔雅》、《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余又荪的日本译词表等内容，可见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和笔者的《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新尔雅及其词汇》。书中有关地理学名词的内容可见荒川清秀的《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中心》。第568页谈“文明”一词，可见戴银凤《Civilization与“文明”——以〈时务报〉为例分析“文明”一词的使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58－61页）。 不知冯先生他将怎样解释著作中与前人研究成果的相似之处？也许他会说，自己并没有参考他人的研究，一切都是根据原始资料，通过自己的考证得出的。但是我们要问：即便如此，对前人的研究成果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能说是一个认真的学者所应有的态度吗？这至少也是学术怠慢和“渎职”。 二、疏于考证 冯著在历史文献和资料的使用上也极不规范。这主要表现在对涉及的史料常常不交代版本上的信息。有一个颇耐人寻思的现象：对于那些出了活字本的史料，如《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海国图志》等，著者几乎是每引必列于脚注，不厌其烦，而没有活字本的则大多语焉不详。这是一种很能给人以错觉的高级障眼法。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著者并没有看实物，所使用的常常是二三手材料。仅举二例：如，在292页上著者说：“‘化学’这一汉字术语，首先由韦廉臣1856年编写的《格物探原》厘定”。但韦廉臣出版《格物探原》不是1856年，而是1876年。韦廉臣1856年使用“化学”云云的说法是著者抄用了他人十几年以前的并不正确的结论。这段公案可参见笔者《译名“化学”的诞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9卷第1期）。 再如，在419页上著者说：“1906年，上海广学会刊印冯葆瑛《哲学源流考识》，以‘哲学’为全书关键词，并指出：‘哲学一家遂为过渡时代转移之目的矣’，具有‘唤醒国民之灵魂，持示教科之正轨’的作用。”真是这样吗？我们查不到《哲学源流考识》，倒是有一本《哲学源流考》（国内图书馆有藏，不难看到）。其实，一个“识”字已经告诉我们，这不可能是书名，而只能是书前的识语，或序言。而且，此书是英国传教士山雅各（J.Sadler）翻译的一本关于天文地理学的小册子，1904年由厦门鹭江报社出版（原著The Pioneers of Science.By Sir Oliver Lodge）。冯葆瑛不过写了一篇应景的“识”而已；他本人根本不知道哲学为何物。——当时的这本天文地理学的小册子居然用“哲学”作为书名，这一事实，恰恰反证了冯先生在其新著中所作的“总之，清民之际，日源词‘哲学’逐渐取代中国原用的同类词‘理学’、‘玄学’、‘性理学’、‘形上学’”的结论之谬误。 三、体例失当 这里所说的体例，当然是作为研究专著的体例。书末没有索引，参考文献也仅列了几本专书，几乎未列论文（胡以鲁等的早期论文五篇除外）。对于研究文献，著者在正文里基本上是“按下不表”。 著者的学术准备尚不足以整合他人的研究成果 著者可能会说：我这是在将日本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因此并未拘泥于细节。那么我们要问，著者对西学东渐和语言接触有研究积累吗？对日本方面研究的历史、现状有足够的了解吗？提供的是正确的知识吗？ 首先，著者对于日文的理解力很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冯著中的日语假名很多地方错得离谱，所利用的文献也好像都是译成中文的东西。很多日文的东西似乎没有读，或没有读懂。好在日文书中有很多汉字，著者可以从中截取一些词表，或对文义做一些表面的揣测。 其次，著者基本没有西学东渐和语言接触方面的研究积累，对这一课题的历史，特别是现状并不了解。尽管著者在后记中说“笔者长期留意词语因革的文化机制，尤其是转型时代关键术语的变迁”。笔者孤陋寡闻，至少在这些年出版的大量专著、论文的参考文献中，看不到著者的研究成果。另外，著者似乎与其他学者并没有交流关系，这种闭门造车的状态也极大地限制了著者的学术视野。 同时由于外语能力的限制，著者无法利用大量已有的，或最新的研究成果。例如，冯著试图探源的“影响”“植民”“基督”“铅笔”“义务”……等等，其实都早有专文加以考证，并有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冯著中的许多错误，其实只要翻检一下近几年出版的专著、论文都能避免。 再次，著者在语言学、词汇学方面显得很不专业，关于“汉字”和“汉字文化”，关于“上位词”和“下位词”，关于“文字形态素”，等等，冯著中都有明显的理解上的错误。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 学术的成败决不在于一时的热闹 冯先生是一位有影响的学者，是学界前辈；但以上种种都说明，他基本上不熟悉西学东渐和语言接触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必需的学术积累。那为什么要匆匆忙忙赶出这样一本极不像样的书呢？这是最令我大惑不解的。 国内同仁告诉笔者，这叫学术“抢滩”。学术本为天下共有，“抢”它作甚？我们需要的是良性竞争，需要的是“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粗制滥造，只能使自己名誉扫地。无论何种研究，都不能不从基础做起，不能不重视知识的积累。一上来就抓大题目，写大部头著作，以此囊括某一学术领域，这不像搞学术，倒有点像“圈地运动”。冯著上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明中叶以降中国文化现代性研究（之一）”的字样，我不知这是否就是“抢滩”成功的一种标志。 其实谁都知道，学术自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它的成败，并不在于一时的热闹，也不看是否得到过官方的承认，它要经得起漫长的学术史的检验。凡错误的或空头的学术，早晚都要露出真相。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冯著的价值，那就是给中国学术界提出了重要的警示：学术“抢滩”不可取！
今日得闲上网溜溜，顺便也拜读了蒋先生关于“制度图书馆学”的新作，有一点疑惑。依稀记得西方图书馆学者（谢拉？）论及图书馆活动时，虽有“机构与制度”的对应等说法，但前面的限定词是“社会文化”。即图书馆活动反映了一种“社会文化机构”的存在，对应着的是“社会文化制度”。若记忆没错的话，蒋先生笔下的“制度”与欧美学者的思考就大相径庭了。还望大家赐教。
感谢您对《制度》一文的关注.是的，我在思考《制度》一文时，也试图查阅西方图书馆学的思想资源，包括谢拉的思想（您的记忆没错），但谢拉的“交流论”意义上的机构学说，未能给我启迪。倒是我以前学习的制度经济学理论给了很大的启发，“制度图书馆学”的称谓便由此而来。所以，我现在的“制度”研究，可以说是在独闯新路。若河边先生发现有可资我利用的思想资源，烦请告之，我将感激不尽！ 再次表示感谢！ 祝您春节快乐！
制度图书馆学的提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想，从制度层面研究图书馆可能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内容：其一，图书馆本身是公民获得信息和知识资源，实现其自由阅读权利的制度安排，这涉及到图书馆如何在社会中进行定位和寻求其永久存续价值的问题（或者说，图书馆做什么）；其二，图书馆本身也需要一种良好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进行管理和治理，以保障图书馆服从和服务于这种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要求（或者说，图书馆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