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九 08 解释政策与制定政策：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形态
读研时方向为社科情报，需要对社会科学进行些了解。对社会科学的分类方法有很多，但我印象最深的只有联合国社会科学专家小组于1979年发表了研究报告《社会科学在制定政策中的作用》。这份报告将社会科学按功能分为“解释政策研究”和“制定政策研究”，这种分类改变了我对社会科学的认识。
将近20年以后，在为《图书情报工作》写的一篇内容分析的论文中，我有机会描述了一下我对这两种研究的看法：
1．解释政策研究
解释政策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政策是由决策者或决策集团制定的，其基本功能为宏观控制与协调。要实现政策的控制与协调功能，除了政策自身因素外，还与政策的执行者是否理解政策有关。如果政策执行者不理解政策，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执行政策，政策的功能也就难于顺利实现。社会科学家的使命之一是解释政策，他们从理论的角度对政策进行阐述，使政策思想和政策措施能够为政策执行者充分理解，从而使政策发挥应有的作用。
解释政策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其形式决不是对领导人讲话或上级文件作学习体会式的解释。解释政策研究应该对制定政策的社会背景和客观依据、执行政策中可能出现的现象和问题、执行政策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作客观的研究，并以易于理解的语言告诉政策执行者。
2．制定政策研究
决策科学化是当代决策活动的主潮流和重要特征。所谓决策科学化，是指决策活动建立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并以政策研究成果为决策的基础。决策科学化直接导致社会科学研究大量转向制定政策研究，即为政策制定提供政策思想、决策依据和可操作的决策方案的研究工作。……当代社会科学致力于制定社会政策和行业、部门政策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是否能够参与政策研究并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已成为检验社会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重要指标。
这种分类的前提是须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分开。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可直接用于政策制定，如社会学用于社会政策制定，教育学用于教育政策制定，图书情报学用于图书情报政策制定，而人文科学不直接用于政策制定，某些人用“哲学”、“伦理”治国，你说他们是拍脑袋治国也可，与科学治国无关。
尽管上文中讲了些“解释政策研究”的好话，我本人也参与甚至组织过解释政策，但我是比较不喜欢“解释研究”的。这主要是我所见到的政策大多水平不高甚至可恶，对于这些政策，文人们一味吹捧，理性些说就是解释政策研究，这种“研究”太容易，文笔好脸皮厚即可。但“制定政策研究”则不但需要独立的思想判断，而且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看到的西方“社会研究方法”，大多就是用于制定政策研究的方法。制定政策研究应该是社会科学的主流，而制定宏观政策的研究，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最高境界。
图书馆学中，“如何修订《中图法》”是制定政策研究，“如何使用《中图法》”中解释政策研究。这样看来，与其它社会科学相比，我们的制定政策研究并不少。近年来，李国新、程焕文们参与国家与地方的图书馆立法研究，更是进入了宏观的制定政策研究，达到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此外在图书馆学中，还有相当比例的与纯社会科学无关的技术研究。就是说图书馆学是一个比较注重参与制定政策研究的学科。不过总体上看，我总觉得我们学科中解释政策的研究还是多了些，上面一个政策，底下呼啦解释一片，还硬要说成是学术，是潮流。对于社会科学的主流方式，他们不知是不清楚还是全忘了。
Tags: 社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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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图书馆的政策制定通常是领导的行政权力在起主要作用，专家学者的作用似乎弱了一些，至少决定权在人家领导那儿。这与中国现行的图书馆体制有关，图书馆是行政组织的附属机构，动不动就要请求领导投资。要领导投资的代价就得听领导的，否则给你穿个“小鞋”。所以图书馆人真正参与政策制定是很难的，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只有解释的份了。
现在图书馆的政策制定通常是领导的行政权力在起主要作用，专家学者的作用似乎弱了一些，至少决定权在人家领导那儿。这与中国现行的图书馆体制有关，图书馆是行政组织的附属机构，动不动就要请求领导投资。要领导投资就得听领导的，否则给你穿个“小鞋”。所以图书馆人真正参与政策制定是很难的，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只有解释的份了。
偶这样的人也就只能想一想话语权、解释权以及其权威性而已……
槐师，说得好像真的一样，不错不错，嘿嘿
槐师，说得好像真的一样，不错不错，嘿嘿
无论是解释政策或者是制定政策的研究,都只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部分，不能涵盖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部。
槐师所讲述的问题实质是诠释学的问题，即如何解释对？在对的基础上如何实施之。这些不但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相关主体的思想和智慧。祝槐师节日愉快！
槐师所讲述的问题实质是诠释学的问题，即如何解释对？在对的基础上如何实施之。这些不但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相关主体的思想和智慧。祝槐师节日愉快！
十分喜欢这篇博文。
大陆一般将国外所谓的“人文社会科学”统称为社会科学——广义的社会科学。老槐此文所指的社会科学是狭义的“社会科学”——即主要指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之类的学科，基本上与国外的社会科学概念相当，与此同时，诸如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则被列入“人文学科”的范畴。
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正是对相关学科外延的有效界定，本文的意义社科并启发性较大。
毒奶粉背后所牵涉的国家民族形象、地方保护主义乃至企业与小酪农的小私小利等，均是体制「老革命问题」。三鹿于三月即接获婴儿食用奶粉后，出现尿液变黄或有颗粒通报，六月再接获婴儿罹患肾结石讯息，经公司自检于八月一日发现所生产奶粉含三聚氰胺，却在九月初才遭踢爆。 毒奶粉事件层层上报至中国卫生部，却因北京奥运怕影响中国对外形象，最后不了了之。三鹿集团为石家庄纳税大户，企业形象受损将危及税收乃至地方政府形象，故出现「八月初查出后，当局下令回收全部可疑产品」的指示，在「中国形象、地方形象、企业形象」的面子考量下，无辜、家贫的农村婴儿们，平白多喝了半年毒奶粉。 河北省官方能约束当地媒体「知情不见报」，但管不了甘肃省的媒体，毒奶粉导致婴儿罹患肾结石问题最后被甘肃踢爆，并引来各国境外媒体大肆报导，消息再「出口转内销」后获得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具外资背景的三鹿集团甚至「领先」中国卫生部，自行披露调查内情先自清。 当前胡温政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口号喊得震天嘎响，但毒奶粉事件反映出迂腐的中共官僚体系无法保障人民的基本安全，结果是国际形象、民众健康与对党的信任全都受损，也让原可重建对外形象的北京奥运大补丸，因喝到毒奶粉而变成泻药
非常赞同老师说的呢，让我想起了制度设计，促人思考。。。。。。
任何社会发展政策制定的前提自然是相关研究的成果，有人文科学的，也有社会科学的——如果一定要区分的话。一般而言，制定政策的各研究种成果选取过程，也就同时完成了解释政策的基础准备。如果有单纯的“解释研究”，大概属于宣传方针指导下的产物，与人文、社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