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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此一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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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十一 04 100年图书馆学最值得读的文献(四)

第三部分名为《可歌亦可泣》,选了抗战期间的文献3篇。
其中,姚名达是死于战地的大学教授,汪长炳和徐家麟的文章都是不为当代学人重视的文章。能在抗战时间挑选出这个文献阵营,老汉颇感宽心。
也许日后有人评本文集的几个阶段,相信最无争议的就是这个阶段的入选文献了。

三.可歌亦可泣(1937-1945

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直接导致我国20世纪图书馆事业的最大灾难。随着战争的进行,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图书馆建筑与文献遭到严重的破坏,大量的图书馆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许多珍贵文献散失殆尽。”新图书馆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图书馆事业的繁荣,从此告以段落。
图书馆事业的低迷使图书馆学研究失去了基础,战争也直接打击了图书馆学研究:1937年,中华图书馆学会西迁,文华图专西迁,几乎所有图书馆学刊物均于当年被迫停刊,几乎所有图书馆学家都加入了逃难者的行列。最令人痛惜的,是才华横溢的青年教授、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1938年战地殉国,成为抗战期间唯一死于前线的大学教授。姚名达留给我们的,有不朽的”抗战精神”,还有不朽的理论名著《中国目录学史》。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图书馆事业建设环境有所好转。但随着大规模内战爆发,图书馆事业仍难以复兴。
抗战期间,知名图书馆学基本无暇顾及理论研究。杜定友守护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辗转西南多省,失去了做学问的任何条件。刘国钧甚至一度脱离了图书馆学,研究起了魏晋政治思想史。只有沈祖荣坚持在西迁了的中华图书馆学会和文华图专中活动。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重庆召开过三次年会,但很多知名图书馆学家缺席,会议无法掩盖战争年代理论活动的严重萧条。
由于可供选择的文章很少,除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外,我们只选择了两篇文章:汪长炳的《图书馆与社会》和徐家麟的《关于图书馆学的认识几点观察》。这些文章发表于抗战艰苦岁月,印刷水平极其低下,尤其是徐家麟的文章,已达几乎无法完全辨认的地步。唯如此,文章内容的精品般的质量,才更加令人尊重。

1938年
18 中国目录学史 姚名达
1942年,年仅37岁的姚名达先生战地殉国,是抗日战争前线殉国的唯一教授。姚先生留下的目录学名著没有随他而去,而是成为了目录学研究的经典读物。本文为姚先生《中国目录学史》结论篇,文中优美的语句,高屋建瓴般的论述,许多当代目录学家甚至能脱口而诵。
摘自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中国目录学史》

1942年
19 图书馆与社会 汪长炳
图书馆与社会的命题,一度被视为上世纪八十年代青年图书馆学家的新发现。殊不知汪长炳先生于抗战最艰苦岁月中写下的文章,对于该命题的发掘,似更胜当代图书馆学家一筹。文中归纳图书馆的社会功能为”训练公德心”、”培养团结力”、”养成现代国民”、”灌输民有民治民享观念”等要点,堪称百年来对现代图书馆精神最精辟论述之一。
原载《教育与社会季刊》第1卷第1期

1945年
20 关于图书馆学的认识几点观察 徐家麟
本文是一篇充满了当代图书馆学和理性主义光芒的文章。徐家麟对图书馆学科学化的理念、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科学精神的阐述,均是极具前瞩性的论点。初读这些震撼心灵的理论文字时,我们难以想象它们是出自半个多世纪前的老一辈图书馆学家之手。原来,在1945年,中国图书馆学离世界图书馆学的理论前沿是那么接近!
原载《图书馆学报》第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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